圖片來源︰黃名帝國 |
走廊深處傳來了微弱的收音機聲音,隱隱聽見某家某戶在播著Don
Mclean的《American
Pie》,夾雜仲夏台風的呼嘯——風無孔不入,沿著不知道哪一道門縫鑽出來,徑直吹向洗浴室大堂邊的透孔牆,
那些沒上好鎖的門,發了狂般敲打著門框,再在長廊上沿路狂奔,吹到那,就如小孩跑著吹奏壞了的牧童笛一樣,剌耳欲聾。其實只要高於三號風球,這平日挨家挨戶的通道,都會肆無忌憚的亂叫嘶啞。
七十年代建成的公共屋邨從樓梯爬到每一層,如鏡子倒影般,都會分成左右兩道長走廊,直透兩邊,像老式的酒店,房門相相對對的,一家連一家,復制貼上無限次延伸到底,如果相連著另一幢樓,遠處會看到紅色鐵造的電表房,要不到底是樓梯,樓梯沒門,每一層有折上的平台,平台的牆上也是透孔的,密密層層的從上而下,日間用作采光,這颶風降臨的晚上,卻從采光的小洞中,看得到大樓外狂風亂吹,把樹干垃圾筒吹得翻天覆地,也無情的把樹葉扯下,把忘記收到家裡的衣服席卷上雲霄。
高太太住的這幢是山谷邨第七座,樓高十六層,705室的鐵閘一開,「咔噠噠」的看到高太太拿著粉黃色的洗腳盤躡足出門。一身淡粉紅色購自巿場的廉價碎花睡衣,拿著那個因為開水太燙,讓盤面牡丹花紋凸起並龜裂的膠盤子,蠕蠕而行,碩大的身影在暗淡的走廊燈下,變得更巨大,手上的那塊破洞,印有「祝君安好」的毛巾,從手指與膠盤間漏出,被風吹拂直起。另一只手按著頂上一頭卷發,緩慢而實在的,一步一步走到洗浴間。705室的洗浴間就在走廊靠近第八座的一側,當中一道消防栓,被慘白的燈光照得發紫,洗浴間的入口正對著723室張先生的家。
在張先生一家屋子門口稍站了一會,聽得到張太太一邊聽著收音機的風暴消息,一邊評論著明天買菜價格又要上去了,然後便嘮叨老公錢賺得少——這種對話,日復一日的,在每一家的門後發生著,老公們的回應也不出幾種,大抵世上所有夫妻關係,都是這樣兩三個套路。
洗浴間也一如長廊,順著門號排成左右,這一側,是由701至714共十四個小間隔組成,高太太擠進了705的那一間,一間大小僅容得了一個人,下為蹲廁,所以每家都備了木板作為洗澡時用以覆蓋廁口,她打點好,走到消防栓旁用剛剛的洗腳盤盛水,再搬回小間放在木板之上。不過,如果真的是為了洗澡,她還會多燒一壺熱水摻在盤中,這盤一放下,便閃身進去,把木門咯吱一聲帶上。
由於胖碩的體型,她勉強的,緩緩的蹲坐盤上,手順勢把盤往後推,讓洗腳盤貼著沖水箱下方外露的喉管,另一只手扶著只用水泥擦平的牆壁,正面對著懸在牆邊一個高先生用的紅A品牌膠盤,邊上釘上可以擱肥皂的簡陋架子,水泥牆腳因為長期被水沖擦,顏色變深,也透出霉味,牆壁上方龜裂得像秋風蕭殺時的椏枝,漫延至整個下半幅。高太太順著裂紋看見她先生常用的膠盤,閉上眼睛,傾聽著外面的風聲,也有雜物從高處掉落的碎裂聲,聽到雨夜行車輪胎打滑的響聲,就是聽不到平日震耳欲聾的打呼聲,心安下,推水盤的手也開始自慰起來。
高太太並沒有想著任何對象來進行此事,就是這個空間,讓她覺得興奮,每每會挑夜深跑來這裡,行之如儀,而且都嘴唇緊閉,不讓自己發出一絲聲音,那怕在外已經給台風刮得驚天動地,這個空間卻漸次滅聲。在高潮來的一刻,扶著牆壁的手往前一伸,把紅A膠盤打翻地上,然後迅速反應過來,不讓它再三發出聲響,這一下,把靜了音的小間隔,拉回現實之中,她眼睛睜開,把膠盤再掛回牆上,用自己的洗腳盤把手洗好,理好衣衫,倒掉水,放好木板,再視察一圈小間格有否異樣,生怕自己會留下甚麼痕跡似的。
從小間格出來,眼前一遍剌眼的白光,高太太眯著眼,踮著腳步,走到取水口再洗一遍膠盤,用毛巾擦拭了水,回頭看了一眼這個白色燈管的房間,才再回到黯黃的走廊上,風還是狠勁,鬈曲的頭發一再瘋狂飄揚起來。回到705室的門前,高太太站在鐵閘外,看得到反復漆上黃色的門,上面705這組數字,是高先生笨拙的用黑漆補回,在這裡,已經聽得見裡面的打呼巨響,和704室的李先生家教導小孩數學的呢呢喃喃。
十年前高先生還未開小巴,當時候在凱聲戲院做帶位員的。人長得還挺拔,也算眉青目秀,不過是柳葉細眼,看就知道是來自北方。他祖籍山東威海,共產黨建國後便南來,在香港大抵有十年,粵語都流俐了,但口音始終改不掉,也由於個子比一般廣東人高出半個頭以上,同事就直接叫他「高佬」、「山東佬」。下班了,大顆先會一起去打麻將,廣東牌他也是在這段時間學會的,所以在午夜場之後,大堂會傳來︰「高佬,收工打牌去啊?」受歡迎嗎?貎似是個性太衝,經常沉不住氣,所以找他一起打牌,大家心理也是有個底吧。
高太太算是高先生的同事,兩人也是在戲院認識的,高太太名字叫彭金娣,比他晚來香港幾年,本來是廣東惠陽的地主千金,文革嘛,家園土地給抄了,老爹在家人村民面前給跪玻璃再活活給打死,彭老太打聽了紅衛兵這碼事,早早便把小孩往外送,她年紀最長,送出去最晚,於是都得用逃,陪伴的下人也給拎著小紅書的人抓了,沿路的盤纏,疏通的疏通,最後所余無幾,好不容易來到深圳河前,對岸是唯一活路了,於是在草叢中輕輕的吹了准備好的汽球,一口氣吹了十幾個,用來助浮,這樣浮著游著三個小時,來到了流浮山白泥那一塊上岸,人幾近虛脫。但警犬聞聲而至,好不容易擺脫了,走了個多小時,見到路邊有電話亭,拿著早預備好的硬幣,撥通了住在錦田彭家村姑姑家的電話。姑姑騎著自行車來接她,帶了衣服讓她在林中換了,再用自行車載她回去。那時候有抵壘政策,只要偷渡者到了巿區,便能獲得特赦,姑姑和她一起出城拿了臨時身份證,帶她逛街,買了些衣服,便和她到了凱聲戲院找也是來自惠陽的同鄉彭經理,幫她安排了做售票員,每個月有四百塊,那時候太子界限街新建成的洋樓,八百平方呎才賣五萬多元。
高太太那時候還沒有那麼胖,一張圓臉標致可愛,小手一雙明顯看得出是千金小姐落難江湖,高佬從她坐在售票處的第一天開始,老早便對上眼,於是下班也不再打牌了,等影院開場人潮都進去,便在電影院外那些小攤販處,買些烤魷魚與甘蔗汁,拿到高太太面前討她歡喜,就是這樣日復一日的示好,兩人最後也走在一起。
高先生在七年前新婚不多久,因為兩口子沒多少錢,只好住在甘霖街的板間房內,月租五十元,門是用趟的,打開門就是雙人床,吃飯甚麼的都在床上搞定,雜物細軟全部放到床邊一個吊架之上。廚廁都是共用的。包租婆是上海人,頭房是他們一家三口住著,中間還有一戶,是個獨居的中年婦人,叫做三姨,身世與高太太有點像,只是沒有高太太好運全身而退。三姨給紅衛兵從山坡推下,腿亦撞在石頭上給弄斷了,不幸中的大幸,斷了腿,卻止住了滾到懸崖的勢頭,至於後來三姨如何幾經周折來到香港,她卻欲言又止。
後來不多久,高太太有孕了,高先生喜極,一來是快要有孩子了,二來是有了小孩,也可以申請入住公屋,拜別這十幾平方呎的空間,不過在高太太腹大便便的期間,算是兩口子最快樂的日子,而包租婆與三姨對她也照料有家,有時候還會約隔壁的珍姨一起搓麻將,在臨盤前,高先生在午夜場下班,還會提早回家煲雞粥給他們第二天打麻將拿來吃。偶爾休假,高先生還會代妻應戰三娘教子,高太太挺著肚皮站在旁邊看得樂呵呵的。孩子最後在廣華醫院出生,是個男嬰,跟高先生一樣長了雙柳葉細眼,但手掌的形狀,相貎臉形乃至一顰一笑就如高太太。孩子一歲的時候,公屋申請敲定了,選好單位三個月後便搬到新居,不過半年不到,一場高燒,便拿走了小孩的生命,也奪取了兩夫妻的笑容。
老式公屋裡,就五、六十平方呎的活動空間,靠窗戶那邊是做菜的灶台,但很難說得上是廚房。上下層在差不多時間預備午飯,樓上要是在做刴肉餅之類的,你總會聽得到「刴刴刴……」一直持續十幾分鐘,誰在上面走過,小孩的哭喊,就連高先生的打呼聲音,樓上樓下也清晰能辨。但就是聽不到有人魚水之歡,也聽不到歡歡樂樂的大笑聲音,一切的一切,這種美好的聲音,到底是給誰收拾了呢?高太太常常會這樣想。
不管怎麼說,今天下午是清靜的,她知道丈夫今天早班,自己會更早起來。
高先生與高太太的上、下班時間差距蠻大,高太太在小孩身故後,還在凱聲戲院上班,還在那個小窗口前收錢畫票畫座位,而高先生在三年前便因為在大堂與人口角,給經理開除了,後來改行開小巴去,所以,他輪換班,有時候大清早四點半便出門,下午五點前便回到家,有時候是下午三點出去,凌晨大概四點才回到家這樣。總之高太太每次起床,要不看不到人,要不就在那個如雷貫耳的打呼聲中做菜吃好才上班。
高先生叫做高國安,他家境沒有老婆那麼好,解放前便沿海路來了香港,寄住在外婆的家。除了老家的人會叫他國安,來了香港,所有人都叫他「高佬」、「山東佬」。剛來的時候,以為人家在侮辱他,還經常與叫他的人打起來,後來才知道廣東人與你混熟了,才給你起渾號,叫來親切。也因為這樣,不打不相識,在戲院內打過架的同事打架,也成了最好的朋友,而一個打回來的好兄弟強哥便是在他落到沒工作沒孩子時,把他引薦到小巴車隊裡一濟燃眉之急。
說來高佬怎麼和人家在戲院打起來呢?他倆小孩病逝後一個月,錢不多,土葬棺木山地甚麼的都得花錢,只好火化,兩口子打點好後事,也回到工作崗位,所謂手停口停,一味的悲傷下去,也要吃飯,也要回歸生活。復工的第一天,兩個小混混如常來戲院收保護費,都是那兩張臉,平日都會和高佬寒喧幾句。當日高佬一臉木然,小混混喚他︰「嗨!高佬,怎麼今天一副哭喪臉?」高佬本來心情已經很壞,這樣一語中的,便瞪了對方一眼,換來就是兩個混混的挑釁,結果,藥引點起,他把其中一個混混推到戲院的體重秤前,一邊嘶吼著︰「哭喪嗎?要哭喪嗎?」一邊把對方的頭砸向秤上的鐵制扶手上,砸得到處是血。坐在售票處的高太太,從她那邊的小窗口看出去,正對著秤,看到秤上平日和她遙遙相對的小窗口,裡面那個紅白間隔的小轉盤,一如他丈夫那時候般,暴怒狂轉。
小混混給他打得送醫院了,彭經理自然也得帶上高佬到社團那邊賠禮道歉,塞錢之余也換來一場暴打,彭經理力勸不果,只好應承把高佬辭退,對方才肯停手。離開的時候,高佬臉頰都給打腫了,還折了肋骨,額上被酒瓶敲破,人都站不直,彭經理挽著他膊胳,好不容易的走到酒樓收銀台前,借了電話打給高太太,便把高佬送到廣華醫院。留院期間,高太太天天在五點半與七點半兩場電影播放的空檔中蹓出去探望,但每天這一小時,就如啞劇,高太太把預備好的雞粥甚麼弄好,擱在床邊小櫃上,便坐在旁邊,看著高佬吃好了,便把東西收拾離開醫院。
高佬在病榻期間,高太太也堅持回家去睡,她生怕小孩晚上回來發現沒人在家,會以為自己找錯門,進錯屋,再也不回來。其實這段時間早就過了兒子的頭七,原來的嬰兒床也再沒有小孩奶膻的味道,只成了放在那裡的一件擺設,這小床從三年前直到現在還放在同樣的位置,兩口子誰都沒有為它哼過一聲。自從孩子遠去後,疊好的衣服,也一直擱在床頭旁的木板椅子上,床上近床頭位置,放著奶瓶、奶嘴與高太太手造的布娃娃,右側過去一點,對著灶台,灶台邊是灶君的神位,神位隔了一堵小梁柱就是大窗戶,那時候公屋都沒有安裝玻璃鋁窗,家家戶戶都是用橫切面呈波浪的防風膠板以抵寒風大雨,這時候,這個已經沒有小孩哭鬧的小屋內,高太太看過去的,是早陣子小孩新故時,高佬回來一言不發的,用釘子為防風板打了洞,再用鐵線盤纏,使之牢固的貼著灶台旁的小梁柱的陳設。那幾根鐵線纏得凌亂,還看到高佬弄破皮流血擦拭到牆上的痕跡。高太太坐在自己的床上,看著嬰兒床,看著那幾道帶血跡的鐵線,見到灶君神位上的紅色燈泛暈,原來眼淚已經自自然然的流下來了。
小孩生病前一天是年廿九,那天前夜開子夜場,高太太回到家洗好澡已經是早上六時,然後困得倒頭便睡,睡醒起來已經是下午,眼睛未睜開,聽到寒風穿台而入,按道理九點來高佬都迎十點早場上班去,半睡半醒間,高太太卻聽到家裡小孩的低聲呻吟,原來灶台邊漏了一道縫,一夜吹著,小孩都著涼了,發熱發得昏昏沉沉,冷汗滿頭滿腦的,高太太看著急了,打電話到戲院跟彭經理請了假,再向高佬交待帶小孩看急症。送到醫院,醫生說小孩受涼引起急性腦炎,要住院,高太太正對著醫生聽到這話,人也順著生產後開始變胖的下肢滑落,就這樣跪下來暴哭,整個急症室大堂都回盪著她的抽搐與窸窣聲,高太太一直陪伴小孩,高先生也請假來了,小孩一直昏迷,直到年初一的子夜,熬不過去。
在醫生向兩口子說返魂乏術的時候,高佬低著頭目無表情的看著看著已經蓋上了白布、沒有呼吸的兒子,高太太坐在床邊椅子上哭得虛脫了再沒有力氣回應一句話,手伸到口袋裡,摸到本來封給兒子的壓歲錢紅包和在大堂小食部買來的糖果,緊緊的捏在手心,想著,這段快樂的時光,有點太短,有點太不可思議了。
高佬出院之後,離開了戲院的工作崗位,到了開小巴的站頭,將要開觀塘至旺角的路線。七十年代初,觀塘還是工業區,往來兩區間,日復一日,「寶聲(觀塘的一家倒閉了的戲院)有落(下車)!」、「洗衣街有落!」把往來的人,從「有落」送到「有落」的地方,然後把人都送光,在車上無人時,會覺得自己一個人一輛車,跑在路上,偶爾超速帶來快感,行駛在簇新的觀塘道上,叼著煙,讓風吹進車廂,彌漫飄然,然後把小巴駛回總站,是日復日的行走之中,唯一一度真正的呼吸。抵站了,便把車駛至隊伍之後,等待下一輪客人。這當中就只會動一下車而需要再到車上,其他時間便和同行們聊天吹水日日如是。旺角總站在先施百貨的內街,等客人沒事做幹,日間就真的無所是事最多就是聚在冰室內吃點甚麼賭馬讀報,夜裡風光卻是另一番景象,有時候站在路邊,用一塊錢買條雞腿,喝著甘蔗汁,便大快朵頤,看著沒被叫出鐘的舞小姐飄著廉價香水與酒味,拖著如喪屍的步履走到前排的小巴上,這些「師傅們」便開始耍嘴皮,小姐心裡有氣最多翻個白眼,暴躁一點動口又動手,一樣弄得這幫地踎流氓哈哈大笑樂不可支。然後等到自己的車要上客,才跳上車,客滿了,便開車出行,這種既流動又平穩的日子,算是讓高佬從喪子之痛中,如鎮痛藥一般的好時光。
如果碰巧高佬所開的是末班車,時間尚早偶爾會把車徑直的開到吊頸嶺(就是現在的調景嶺),看著貨船從東邊駛去,煙一根接一根,好等自己累極回家不用見到午夜場下班回家醒著的高太太。自從喪子之後,兩人同住而不同居,同活而不同心,你進我出,我醒你睡,這種磨礪如凌遲,天天都在酷刑著彼此。
高太太在賣畢午夜場的票後,打點好剩余的,瞟一眼牆上的時鐘,凌晨十二點一刻,門外的小販還沒有打烊,但比起十一點半開場前的人頭聳動,現在卻是門可羅雀,在那邊看了一下,就只有烤雞腿和甘蔗水兩家是可果腹的了,這一頓,兩塊錢不到。
她站在大堂外,地上是甘庶渣與小吃外包著的紙皮垃圾,夏夜裡沒風,都悶著,碳燒肉攤子的油煙垂直上升,看到午夜行駛的小巴呼嘯而過,把那道直線的煙稍為弄歪斜了點。突然想到高佬今晚不用上班,用膳的時間便自動的調了慢板。小攤販上方是巨大的戲院廣告,放映的是《七十二家房客》,幾盞大鎢絲燈泡有一顆位置別扭了,直接射在馬路上,落在高太太的身後,壯碩的身影投到滿地狼藉之上。
把雞骨頭與紙杯扔到地上的垃圾堆中,踩過自己的影子,高太太抖了一下衣服的食物碎屑,往以前包租婆家的方向走過去。
那道冉冉的煙,如狼煙在荒野啪吱啪吱的呻吟。
沿著彌敦道前進,路上沒幾個人,高太太踱步走著,通過彌敦道與亞皆老街的交叉口,看到前方的瓊華大酒家燈也關了,有些參加酒席喝醉了的人抱著燈柱在吐,也有跑到馬路上嚷嚷著的,突然各種嘈雜的人聲與喇叭聲浮現,高太太下意識的走到山東街往內一拐,通過雀仔街、新填地街,走到那道小樓梯前,仿佛聽到昔日的麻將聲,和久久沒有聞到的濃稠雞湯香氣。
包租婆知道兩口子因為兒子的事而性情大變,偶爾也會撥通電話問好,但到頭來也是分別的嗯嗯哦哦的沒有幾句,有一天,包租婆借看電影之故跑到戲院找高太太,買好票,把屋子裡的鑰匙留下,說︰「有需要的話可以來住,你們走後我也沒有招到房客,到處都建公屋嘛,大家都不想住板間房了。」然後便說句拜拜進場看電影去。沒想到,恍著恍著,又來到這裡,對於發胖了的高太太要爬上那道唐樓的樓梯,現在吃力得多,走到一半,還得停著喘口氣,來到這老家門前,想像著當年今日,掏出了鑰匙,高太太像從前回到家一樣,回到原來一家三口租住的板間房。包租婆一家、三姨他們都睡了,她也走進廁所洗了把澡,然後回到從前的房間,倒臥在那只有床的房間內,看著尾房的小窗,街燈照進來的昏黃,嗅著那已經不再存在的溫馨余香。
午夜夢迴,聽到高佬的打呼聲音,聽到剛出生的兒子在那邊哭鬧的聲音,聽到三姨和包租婆拿著幼兒玩具搖著鈴鐺哄小孩的響聲,看到日落之時,在偌大窗前三娘教子的麻將枱,斜影落在邊上抱著兒子的身影,這一而再的流轉在印象中,高太太知道,這再也不會回到從前。
自那天開始,高太太再沒有回去飄盪著《American
Pie》的長走廊上。
1978年的冬天,包租婆的家剛買了一台全新的黑白顯像德律風根電視,新電視送來時,三姨的瘸腿都好了一樣,迅速的從自己房間跑了出來,穿著破舊棉襖雀躍得團團轉像跟旋動的珍寶珠,高太太也跑出來看熱鬧了,三個女人在電視前面坐著吃著火鍋,熱氣蒸騰得那個在主持的何守信面貎都變形了。吃好晚飯,打了四圈麻將,過來蹭電視的珍姨回去隔壁屋子,三個女人也開始收拾,電視放著晚間最後一檔新聞,說到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宣佈文化大革命結束的消息,三姨和高太太都愣住了。
離開了戲院的工作,高太太跑去工廠當縫紉工,因為大戶出身,手工做得特別好,工資也漲了,錢多了點,也開始託人找回惠陽的媽媽彭老太,當然,家抄了,一個老人到最後也過得不好,各種病患纏身,還好同姓的叔叔照料得當,算是能熬過大災大劫,也讓高太太除了上班之外,還接了點私活,剛開始幫人家縫縫補補,方便寄錢回老家幫忙叔叔和彭老太的生計,但高太太這一手藝特別好,後來在街坊之間傳開了,讓裙褂店的鄧老闆知道,便登門找她,剛開始試著做繡藝,時間久了,金綫的龍,白綫的騰雲,全部都栩栩如生,再後來,剪裁甚麼的,都一手包辦。
鄧老闆六十有五,本來一子一女,都留學英國,這新填地街上的裙褂店,兒女們肯定不會接班的,他老婆早逝,看中高太太賢惠安靜,想找她做填房,後來一天在趕工的時候,提出了,高太太也道出了自己的身世,也說到高先生與兒子的事,鄧老聽罷便沒有再提起此事。
兩年之後,鄧老闆在店內吐出一口鮮血,送院了,末期肺癌,也就住院,高太太也是再一次從店到甘霖街再到醫院的日夜奔波,不到兩個月,病發了,也是裹著白布,躺在那裡,這個畫面,高太太記憶猶新,不過,再也沒有嚎啕大哭,也沒有如白色恐怖的沉默,坐在鄧老闆的旁邊,聽著律師讀出了遺漏,她得到了裙褂店的營運權,與及和他一兒一女各三分之一的股權。
鄧老闆的兒女英國唸好書之後,一個成為了會計師,一個當了律師,都回流了,唸出遺囑的人,正是鄧老的女兒,兩個小孩對這安排都樂見其成,而且回來與高太太相處久了,覺得特別投緣,也暗地裡知道老爸對這位勤儉辛勞的女士有好感,只是時間不巧不能成其美事,但也乖巧的順著老爸的意願相認做了乾媽,店嘛,反正兩兄妹都各有專業忙活,手藝好的人留在店裡坐鎮也是對各方的好事。
後事安頓好了,高太太繼續在店內發揮所長,也聽了乾兒子的意見,開始培訓第二梯隊,開了分店,生意也從固執的鄧老闆手中做得更有規模,八十年代初,高太太已經和乾兒女擁有五間裙褂店。
自從離家之後,高太太也不再去想甚麼,不再計劃些甚麼,偶爾包租婆會打電話問高先生的狀態,據說就一直開著小巴,有談女朋友,卻沒有再婚。問到高先生為甚麼不找高太太,直到十多年後,高先生也沒有說明原因,其實高太太也一樣,這當中並沒有甚麼原因不原因,硬要說,就是不巧吧,要說原因,這一道傷痕的理由,多於兒子死去這件事實。高先生在這件事之後,天天如三文魚一樣,從西開車到東,從東開回西,站頭喝茶,下班開到調景嶺,只是調景嶺看過去的風光不再,原來的繁星點點變成柴灣工業區的燈光,基本上就是天天看著這港島東的變化,他也只能行之如儀的天天在這個地方把傷痛拿出來當風揚,然後回到車廂,抽一口煙,禮成,便回歸到生活之中。兩口子都是以生活放逐生活,一個把自己的生活停留在兒子死後直到今天,一個把自己放到水流之中,流到那裡便是那裡。